全民健保實施快二十年了。二十年間,台灣醫界失去了醫療訂價權、媒體話語權,並在民刑法的冷酷夾攻下,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。這三者所影響的並不是我們的生計,而是「專業裁量權」自由的喪失──開個藥、做個檢查、建議治療等,醫師考慮的已不是何者最適於病人,反而是「何者最便宜」、「怎樣才不會被告」、「哪種治療風險最低」。
多代以來累積下來的醫界龐大資產,轉眼間就要在這一代公衛學者的閉門實驗中灰飛煙滅,怎能不教人心痛?
7月1日已經上路的第二階段DRG,在2010年第一階段實施前,有人問的健保總經理:「如果醫院拒收本身慢性病太多、顯然會虧本的病患時該如何處理?」他的回答竟然是「醫界不會這麼沒醫德。」
健保桎梏之下,醫德是尛?
以90%納入DRG的心臟外科為例:心房中膈缺損和心室中膈缺損,平圴住五天,統計時應該是被與內科治療一起納入;開刀花費要和放閉鎖器平均計算,顯屬荒謬。繞道手術+瓣膜手術、心臟手術+心律調節器置入、雙瓣膜手術、洗腎病人心臟手術……等等,在病人困難度遽增的今日幾乎每台刀都虧本,健保署要大家截長補短在單科根本做不到。衍生而來的,是每家醫院的心臟外科都被歸為賠錢科,要設備更新、人才羅致總有無盡的刁難,沒有新血加入也是必然的命運;因為這個國家不鼓勵這個科。
DRG給付的CMI加成應該回推到各科、不應整家醫院總括式給付;如此一來健保署不需額外補錢,只要重分配,就能落實照護重症科,在醫院成本會計的呈現上也較正向,要提人事及採購預算才有利。
但是這些微觀的改革,遠比不上整體的變革所可能發揮的角色,只是徒然讓非醫界人士以為我們又在內鬨罷了。
「已經忍了二十年了!我們再忍二十年好嗎?」花崗一郎最後跪地求莫那‧鲁道,他怒目回答:「再忍二十年就不是賽德克!」
一樣,再忍二十年,
台灣就不再是我們愛的台灣了──給醫界同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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